中国“大外宣”和统战,吓到别人误了自己

2019年中国70周年国庆阅兵仪式上,驶过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新型防空火炮装甲车。 (路透社)

很难说得好的中国故事

中国体制的特色很多,其中一个是:

从中央到省市,它有大大小小的“宣传”和“统战”组织,主导思想意识的宣扬。

在中国以外的世界,思想意识的宣传,听来像是政治洗脑、思想操控,自称民主的政治人物提都不敢,一提就犯大忌。

在中国,这是稀松平常的事,没什么忌讳,数十年来都大费周章的宣传,近年来还延伸到世界各地,十分费劲地开展人们所说的“大外宣”。

2020年10月1日清晨,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礼迎接中国71周年国庆。(路透社)

中国式大外宣,就像大内宣那样,一点都不含蓄。

然而,毕竟他地社会有别,不经过滤的外宣工作,很快就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,到处碰到敏感神经,引发反弹,在西方社会更引来抵制的强烈呼声。

面对如此情景,中国懊恼之余也忙着辩解、驳斥。

四年前,中国共产党就有此一文,题为《理直气壮地开展中国宣传学研究》。作者在文中理直气壮地说,任何批评中国式宣传工作的人,都是存心抹黑,都是想要“妨碍中国人掌握正确的思想”。

文章说:

“近年来,国内外反华势力西化、分化中国的图谋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,就是集中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。他们散布奇谈怪论称,宣传一词在西方是个令人反感和厌恶的贬义词,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设有宣传部这种机构,一个是纳粹德国,一个就是共产党中国。这种论调迷惑了很多人。”

这篇文章反映中外人士观念上的差异:

当政者向人民灌输政治思想,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,是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的,但在中国之外的许多国家,这全然是专制政体的行为。

且不论谁对谁错,一个事实是:中国式宣传一出国门,还不见遍地开花,就很快的四处捅到蜂窝(以及红蚂蚁窝),惹了很多是非,伤了很多感情,引来阵阵外交风波。

根据资料,中国在2009年开展“大外宣”,最初的目的是要“说好中国故事”以及跟西方“争夺话语权”。

(互联网)

一些学者说,中国看来无意输出意识形态,不是要赤化世界,而是要宣扬国威,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繁荣强盛,并且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。

这些目的本身不可怕,宣扬国威不等于耀武扬威。然而,中国的外宣工作不但有系统、有组织,来势汹汹,连大国都感到压力,小国更是担惊受怕,反制的声音恶随之而来,大外宣逐渐成了人们口中的“红色渗透”和“红色宣传”。

北京中央商业区。(路透社)

在西方和亚洲,学者和媒体纷纷撰写文章、著书立说,细细解剖中国对外宣传和统战工作,记载它如何“收买”和“渗透”各地政客、传媒、民间组织,如何着手建立一个广大的亲中国的人脉网络,如何试图影响各地的外交和内政。

在新加坡的书局里,议论中国对外统战策略的书籍,显著的摆放在畅销书的架子上。在各地网络和媒体平台上,相关的讨论比比皆是。

由此来看,大外宣输送国家威望之余,也不幸地为“反华势力”送上了弹药。

近来,许多立场持平的局外人,觉得西方围堵中国的做法太过分,但也觉得中国的对内对外统战太过火。

美国智库2019年的简报指出,中国2012年在新加坡建中国文化中心,主要是为联系新加坡华人青年,促进中国文化与认同。(海峡时报)

譬如,中共最近出台针对民营企业的统战文件,要加强对民企老板的管理,确保他们“做政治上的明白人”,增强他们对中共的“政治认同、思想认同、情感认同”。

如此一道命令,这样一项规定,不就正中“反华势力”的下怀?美国政客试图封杀华为、字节跳动等中国民企的时候,所持的理由不正是说它们终究是中共对外统战的一种工具?

此外,中国2017年通过的“国家情报法”规定,“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。”

美国政府便是一再根据这个“情报法”,说明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企业,在中国法律下有责任支持和配合间谍活动,足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,不得不封杀。

(互联网)

让世人深感费解的是:中国一方面否认企业身负统战的任务,一方面又白纸黑字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听党和政府的指挥。

这意味着,当中国企业和民间组织走出国门,想要取信于人的时候,想要说明自己只做生意不受政治束缚的时候,听者即使想要相信,心里难免疑心重重。

世人疑心重重,中国的故事始终就说不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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